发达的造船业，从某种程度上衡量出一个朝代的科技发展水平，反映出综合国力。北宋时，广州是朝廷设立制造海船的基地之一，所造船舶“大者能载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舶船深阔各数十丈”。淳熙五年（1178）时制造的远洋海舶已是“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南宋时，广州已能建造高4层，载重量约1000吨的海舶，船上仅浆橹就有20具，其大如桅，供15——30人撑用。

　　明州在北宋时，是全国十一处官营的造船场之一。据记载，宋真宗末年（约1021——1022间）时，明州的造船数量还只处全国的第6位，年产量为167艘，与当时占全国最大比例的江西虔州（赣州）655艘，吉州（吉安）625艘的年产量相比相差悬殊。以此可见宋朝期间，吉安造船业是非常发达的。

　　漕运考

　　漕运原自汉唐，运道止於河渭。北宋都汴，四路之运适均。元都燕京，因为海运。明太祖都金陵，乃罢为递运。太宗仍元都燕，初用海运兼陆运。永乐十三年甲午，会通河成乃行，转运法悉罢。海运、陆运於淮安，徐州、临清、德州设立四会。除运粤军糈及各处蠲荒改折不起运外，山东、河南及江南之徐州在淮以北者，领运直抵通州，其江南、江西、浙江、湖广四省途次远者运止於淮，近者止於徐，再近止於临，更近者止於德，四仓出纳各以就近之道员主之。以次转运抵通，此自汉唐至明初漕用、民运之原委也。

　　厥后、以卫所为运弁，以屯军为运丁，专造漕艘，分立名目，俾东南之漕长运抵北，则始於明成化，而卫所之设则始於洪武。初元，其制自京师达於郡县皆立卫所，管辖屯军、操军。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千户以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所，百户以一百十八人为一所，每所设总旗二名、小旗十人，皆荷干戈卫社稷，不司漕务也。逮成化间，升平日久，屯军、操军皆坐食籽粒，於是编为运丁，卫所改为运弁，以资漕运。是成化以前军惟用以御侮，成化而后军始用以运漕，成化之运丁即洪武之军，犹今日之兵也。国朝漕运悉仍成化之旧，凡卫所额船一只，每军户数十人轮流派运，运军、水手各有行月，二粮造船有料价，修舟念 有官钱，此自明成化迄今漕用、长运之本末也。

　　吉安漕运旧有四所：吉安、安福、永新、龙泉。顺治十四年丁酉，将龙泉所裁汰归并吉安，仅有三所。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永新所又与建昌所合并为永建所，现在惟吉安、安福二所名仍旧。永新所虽改永建，漕船亦仍旧。每所运官二员，一领运，一督造，递年分值，外设随帮一员，每年亻赞 空回南。每船运丁一名，散军九名，皆自省城兑漕，冬兑冬开，直抵通州。

　　交卸所有各所船额於左：

　　船额

　　吉安所统庐陵、吉水、泰和、永丰、龙泉、万安、永宁七县漕船共为一所，原共九十八只。国朝顺治五年戊子及康熙十三年甲寅寇变，军户逃亡缺船三十二只，止六十六只。三十五年以后裁三只，乾隆二十四年已卯，经漕督杨锡绂奏准又裁减疲船六只，共裁九只，现在七县共船五十七只。

　　庐陵县二十二只 吉水县九只 泰和县五只　　 永丰县七只

　　龙泉县五只　　  万安县八只 永宁县一只　 

　　安福所原额漕船四十二只。国初寇变，军户逃亡缺船十只，康熙四十三年后，合并裁减十只，乾隆九年间拨归莲花厅一只，二十五年庚辰又奉文裁减四只，共减船二十五只，现在安福县共船十七只。合莲花厅一只，共十八只。

　　永建所原额船三十七只。国初寇变缺六只，止三十一只。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奉文裁减三只，现共船二十八只。

　　漕运乃国力、财力、造船产业等综合实力之反映，透过明、清之际吉安漕运的繁忙、漕运的管理状况，可以看出吉安造船业的兴衰。（黄年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