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蓄意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三项主张，以及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行的四点诺言。8月1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表了《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同时，蒋介石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表明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推动下，已将其政策重心由对内反共转向对外抗日。9月22日，国民党以发表《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形式，宣告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10月2日，国共两党在南京达成了将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的协议。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消息传到江西后，战斗在赣粤边区的中共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陈毅等，决定将一切工作转向抗日救亡，并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9月中旬，项英、陈毅先后在大余、赣州等地就当地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问题与国民党赣州当局进行多次谈判，初步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9月24日，项英等到达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高层谈判。26日，双方达成国民党军队从各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事项的合作协议。南昌和谈的成功，标志着江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29日，项英、陈毅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并在南昌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接洽处。同时派出人员分赴各游击区，召集红军游击队下山；并向当地党组织传达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游击队下山整编的指示以及南昌谈判协议的结果。

　　10月初，项英和陈毅为执行南昌谈判协议来到吉安城。与此同时，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派往江西向项英、陈毅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的顾玉良也来到吉安。顾玉良向项英、陈毅传达中央指示后，便下榻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吉安）行政公署的吉祥宾馆，准备与专员刘振群进行谈判。

　　刘振群，江西万安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1936年12月任江西省第三（吉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吉安县县长，后兼保安司令员。七七事变后，刘振群欣然接受“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9月，他就永新、莲花、宁冈、安福、遂川等县红军“绥靖”问题，向熊式辉建议“现在已经宣布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最好是仰请中共方面派出人员进行收编，既可增抗敌力量，又省去了地方许多枝节”。刘振群的这些工作，为吉安国共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项英、陈毅、顾玉良等到吉安专员公署与刘振群谈判之时，刘振群特别邀请了吉安县志局、县财委、县商会、保安司令部等有关负责人作陪。在整个谈判协商过程中，刘振群被项英、陈毅等人对抗日形势、国家民族利益的精辟分析和才华所折服了，很快便达成了吉安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协议规定：国民党军队撤离游击区，保证红军游击队的粮食给养；释放被囚禁在吉安监狱中的36名共产党党员；建立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保证新四军家属的绝对安全；共同协商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民众可以组成抗战团体开展抗日活动；以民主方式处理当地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合作协议的达成，标志着吉安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

　　吉安国共合作协议达成之后，被关押在吉安城及各县的共产党人先后获得了自由。为了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刘振群召集了永新、莲花、宁冈、安福、遂川、泰和等县的县长到专署开会，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求各县积极拥护，通力合作，搞好“收编”事宜。同时决定：“收编”红军游击队所需粮食由乡仓积谷中供给，所需经费均由县政府垫付，统一到专署核销。国民党当局除号召各县组织青年工作队分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外，还发动吉安城区各阶层人士到处刷写和张贴“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标语和漫画。同时放鞭炮，设宴热情款待中共方面派来的代表。

　　吉安第二次国共合作，标志着吉安国共双方摒弃前嫌，携手抗日的新局面的形成。我党面对着国破家亡、民族危难之际，以博大的胸怀，忍辱负重，求同存异，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爱民的责任感，发出了抗日救亡的最强音。第二次吉安国共合作，标志着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跃上了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