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年是湘赣边三年游击战最困难的一年。在这斗争陷入低潮时，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者，看不到革命的前途，经不起严峻斗争的考验，悲观失望，或逃跑脱离革命，或叛变革命、助纣为虐。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就是最为突出的一个。

　　陈洪时叛变并非偶然。早在部队从永新突围时，陈就不愿随部队出发。省委机关进山后，他害怕过艰苦生活，又提出将省委搬到安源去做城市工作。由于谭余保、王用济等人坚决反对，其目的未能达到。省委离开武功山转移到太平山后，他便开始了投降的准备。首先，他借口省委和省苏机关分开行动，要谭余保等率部往湘南找蔡会文。接着，他又把白区工作部长刘炳高等人派往萍乡一带，把少共省委书记王用济等人派往攸（县）萍（乡）边界，把旷进嫒、谭汤池等人派往攸县温水地区，还有几个女同志则安置在群众家里。最后，陈洪时带着老婆张运秀、省委秘书长龙承绪和译电员、医生及特务班的人员共12人到离陈家不远的蛤蟆山（属太平山的一座山头）上隐蔽，通过关系与国民党萍乡县县长、江西省第二行政区“剿共”司令官危宿钟沟通。1935年6月14日，陈洪时带着随从及枪枝弹药、密电码、军用地图、文件、省委公章以及红军游击队筹集的3斤多黄金、800多块银元，向国民党萍乡县政府投降，成为可耻的叛徒。

　　陈洪时叛变后，国民党先后3次在《江西民报》上刊登陈洪时的“投诚”消息，还大量散发陈洪时的“宣言书”和劝降信，大造反革命舆论，企图以此来瓦解湘赣红军游击队。陈洪时叛变后，被国民党当局委任为湘赣边区上校招抚员，专事“招降”工作。从此，陈洪时利用各种手段，企图在红军游击队内部以及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之间制造混乱，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并带着反动武装上山“清剿”6个月之久。由于陈洪时是湘赣省委主要负责人，掌握着大量党的机密。他的叛变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革命同志惨遭杀害。

　　陈洪时叛变，在红军游击队内部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起到了敌人难以起到的破坏作用，对湘赣边区的斗争危害性极大，曾一度使边区的革命火焰面临被扑灭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省苏主席谭余保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主持召开了棋盘山会议。从此，在漫天烽火中，红军游击队高高举起了湘赣边区这面鲜艳的革命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