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7月，我从警校毕业到单位报到上班的时候，老杨是下面一个派出所的负责人，不熟悉他的人都叫他“杨所长”，熟悉的人则叫他“老杨”。其实，我是没有资格喊他老杨的，毕竟我在办公室工作，只是个毛头小子，而他已经掌管了本地最大的乡的社会治安管理大权，我们之间的交集并不多。但是多见了几次面后，他却跟我说：“刘秘书，喊我老杨就行，喊所长太生分了。”话是这么说，下一回见面，我还是改不了口，见了面，我还是“杨所长”长“杨所长”短地叫着。

　　次年，我地开展对非法行医大整治行动，局里安排我配合卫生局一起工作。一天，我们这个工作组来到老杨所在的辖区，事前，卫生局的同志说，这个乡有个“赤脚医生”，没有任何行医资格证件，多次上门向他宣传相关法规都不起作用，已经成了一个“刺头”，此次整治如果拿他不下，必将给后面的行动带来很大的影响。果然，当我们来到“刺头”的诊所，刚开口向他宣讲我们此行的目的、希望他予以配合，“刺头”当即就跳了起来，对着我们一行人破口大骂。卫生局的同志被他骂得灰头土脸，我也站在一旁手足无措。有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回了一句嘴，结果跟捅了马蜂窝一般，“刺头”突然转身进入厨房，摸出来一把菜刀对着我们指手画脚，情形非常紧张。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穿着老式警服的身影猛地冲进了诊所，拨开我们，迅速冲到了“刺头”的跟前，一把将菜刀夺下，形势这才转危为安。我定睛一看，正是老杨。原来，他听说我们下乡来整治非法行医，准备过来看看情况，正好看到这一幕，二话不说，立即上前夺过菜刀。

　　这件事让我对老杨有了新的认识，我开始尝试着了解一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结果发现，老杨的英雄壮举并不是偶尔为之。

　　有一天，老杨和乡里的其他领导一起正在地里检查棉花生产情况，忽然听到临近的农舍中传来一个男子的高声尖叫：“不得了啊，我老婆要死了，救命啊！”老杨顾不上穿上鞋子，马上循声向农舍冲去，只见地上躺着一名妇女，双眼紧闭，口吐白沫，人事不醒，右手还握着一只“呋喃丹”农药瓶子，一个小孩在旁边大声哭啼，一个男子跪在地上用手搂着妇女的头哭叫。老杨一看就明白了：农药中毒。他转身出门找来一辆手扶拖拉机，将妇女抱上车，与男子一起将妇女送到医院，帮着男子挂号、叫医生。经过一番洗胃治疗，妇女终于脱离危险，从鬼门关上又回来了。

　　老杨所在的乡有个福建福清人办的砖厂，一天，砖厂鼓风机叶片损坏，砖窑突然熄火，市值3万多块钱的20多万块砖眼看就要报废（那时的3万元钱，足可以买一套100多平米的住房了）。老板急得团团转，当时只有省城南昌市才有相同型号的鼓风机，可是由于下雨，没有人愿意送老板到南昌。一筹莫展之际，老板记起了老杨曾经跟他说过的一句话：“无论何时何地，有困难，找警察。”怀着试试看的心情，他赶紧跑到派出所，找到老杨，说明来意。老杨马上安排好手头的工作，然后开出所里的一辆吉普车，将老板送到南昌，买好鼓风机，又连夜赶了回来，帮着老板一起安装好设备，当炉火恢复正常，这才离开。事后，老板多次带着红包向老杨表达谢意，但都被老杨“无情地”拒绝了，虽然那时老杨的工资才两百挂零。

　　可惜，就是这样一位急公好义、热心助人的好警察，却在1999年7月查处法轮功时，不幸因突发脑溢血而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他生命的年轮永远定格在了42岁的钟摆上，他曾经不经意间做过的好事、善事，也只能成为我们永远的怀念。后来，一直到现在，当我多次到他家里看望他的妻子时，面对他和善的遗容，我总忍不住多看上几眼，就好像正在跟他交流一般。